那年冬天，我们收到了父亲从部队里寄来的信。

    其时，我和祖母正在地里挖苕。小脚的祖母不很利索地扬起挖锄。风很大，祖母有时会打一下趔趄。几乎每挖一下，就有一只或几只苕吱吱叫着翻滚了出来，红红的，不知如何藏身。有的苕被挖破了，露着白色的伤口，很快有汁液流出来。这时祖母总是说，怎么又挖伤了！她不说挖破，而说挖伤了。每伤了一只苕，祖母都要上前去摸摸。我跟在后面，把苕脸上的泥土抹净，再放进箩筐里去。刚挖出来的苕还有一丝暖气，但很快就被风吹走了。我的手沾满了泥土和汁液，指尖冷得发痛。几乎整个冬天，我的手上都沾着这种由白渐渐变黑的果实的汁液。它很难洗掉。后来我的手成了让我讨厌、然而又不能摆脱掉的东西。我几乎是自虐般地用它们去和红薯上的泥土搏斗。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想着一个问题，那就是，怎么样去战胜时间。我知道，这是个很大的问题，甚至很多人以为它大而无当。因为我要战胜的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又时时刻刻主宰着我们的东西。打个比方说吧，就好像它是一条大鲸，而我们是在它的肚子里。我们完全被它摆布着，它可以用它粘稠而令人恶心的胃液慢慢把我们消化掉，也可以不耐烦地把我们吐出去。相对来说，这后一种结果更危险。这种战斗不是双方对峙的那种，我们要取得的胜利不是把它杀死，也不是要从它的肚子里逃出去，而是我们必须骑在它的上面，让它载着我们，在黑暗的空间里无拘无束，自由来去。

    同志们：请原谅，我实在不知道怎么称呼大家才好。这么多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城里人有乡下人，有我亲戚熟人有不是我亲戚熟人。我怕叫了这—个漏了那一个，照顾了这头照顾不到那头。用个什么称呼才能把大家—网打尽，这个问题使我苦恼。心想还是用同志吧，中央领导都用，跟他们走，错不了。假如你们说我分量不够，不宜用领导口气，那我给你们再鞠个躬好了。

    那时，大庆可算得上我家的一个亲戚。她的母亲和我的祖母在村子里比较要好。她母亲是村里的接生婆，还做过大队里的妇女主任。像我这么大或比我们更小的孩子都是经她的手从母亲的身体里拽拉下来的。我不知道刚刚生过孩子的女人在看到她时会不会脸红。

    惟有我后来的三婶例外。

    他知道，作为一个男人，这是一个要紧的缺点。它如同一个人长大了还尿床或年龄很小便能勃起一样，是不好见人的。只不过，它隐藏得更深一些，像一条鱼凝滞在水底，以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自己都没有发现。它寄生在他的体内，阴险地循环伺伏着，不但没有因为身体的成长而消失（比如尿床、磨牙、流涎、啼哭什么的），反而跟随着一起长大了。当强烈的光线忽然照射过来，它便一跃而起。一般说来，他是一个柔弱的人，可这时他表现出了少见的强烈和坚硬。

    她刚嫁过来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半夜里被丈夫叫醒。她还没完全睁开眼，一块东西就塞进了她的嘴里。丈夫说，吃吧，趁热吃。丈夫的嘴油光水亮，有一种狡猾的意味。她懵懵懂懂的，机械地嚼了几下。但肉类的美味迅速地生长起来，激活了她半举着的味蕾。它们疯狂地伸出长臂，把食物拦腰抱住。她的思想想上前探个究竟，但被挡在林立的长臂外面，想看也看不清楚。对于美味，年轻的身体总是夹道欢迎。她有些奇怪，不知道丈夫从哪儿弄来了鸡肉。紧接着，丈夫激昂地扯下了她的衣服（一条水红色洋布裤衩和白线布背心），播下了他的种。

                    从童年到今天

                    我的双手已长满语言的老茧